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于近日公开声明拒绝招收研究生。此事起因于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，导师自2007年起招收研究生，要向校方交纳助研经费，具体数额按招收人数计算。而包教授无力交纳并深表不满，遂有拒招之举。(3月23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　　学生抱怨学不起早有耳闻，教授表态教不起倒是头一回。按照每位导师平均每年招收2名博士和3名硕士的通常情况来计算，每年至少要交9900元。正是这近万元的助研经费令包伟民教授不得不关门收山。包教授在《告考生》的声明中言辞恳切：“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，以共教学相长之乐；烦请另投名师，以免误了前程。”其抱憾之情溢于言表。象牙塔内的不同学科贫富分化，即使是名牌大学教授，但身处文史哲等基础学科，近万元的助研经费相当于数月工资。当然，这笔助研经费对于诸如法律、经济和工科等应用学科的导师而言则如九牛一毛。

　　所谓的助研经费无异于“人头税”，按招生数量向导师收费，多招多收。研究生扩招数年来，培养经费一直由国家负担。不少导师慷国家之慨，招生数量“通货膨胀”。某些导师门下甚至有数十位研究生，教学质量无从保证。因此，向导师收“人头税”本意是通过运用价格机制，使导师招生宁缺毋滥。不过，此举未免过于理想化，反而会令导师有功利倾向。

　　应用学科的导师由于经费充足，尽可广招门生。在应用学科素有“老师就是老板”之说，如今导师既然为研究生交“人头税”，原来的师生关系更是易为雇佣关系。导师不再以传道授业为首任，名为招研，实为招工。导师如此功利，研究生更功利，教育质量怎会见长。而基础学科的导师因囊中羞涩，不得不面临学问后继无人的窘境。长此以往，基础学科的发展难免日渐式微。

　　总不至于让包伟民教授也像易中天那样靠吆喝历史，赚钱交这“人头税”吧。